12月2日一大早，家住保河小区某单元6楼的杜阿姨早早地就起了床，“水龙头一扭热水就出来了，不用像以前那样打井水自己烧热，太方便、太节约时间了。”快速地洗漱完毕，杜阿姨就开始忙活一家人的早餐了。“一会还要赶着去跳广场舞晨练呢。”干净明亮的厨房内，闪动着她略显忙碌的身影。作为原保河村其中一户拆迁户，7年的时间里他们已经从农民转变为市民，享受着都市生活带来的方便、安逸。

　　“农民”转“市民”

　　日子越过越红火

　　起床吃完早饭，小黄便不紧不慢地来到小区下面自家开的家装工作室，小黄是杜阿姨和丈夫的独生子，由于要照顾日渐年迈的父母，2年前小黄放弃了在成都做家装设计师的安逸工作回到射洪，并凭借之前的经验，开了这家工作室。“门面是拆迁后政府还给我们家的，自家的门面不用给房租，就相对轻松多了。”小黄说，2008年保河村全面拆迁工作开始了，他们家就在那批被拆迁户内，当时政府按照“拆一平米还一平米”的政策对他们进行赔偿，给他们家300多平米的老房子还了面积相等的三套房子和一个门面。“最先还了保河社区这套，我们一拆迁就搬了进来，不用在外面租房子过度，家里人都挺满意的。”小黄说到。

　　“7年多的时间，我们已经完全适应了现在的都市生活。”小黄说，让他感触最大的就是搬进楼房他们的居住环境比以前好多了。“生活质量提升这是肯定的，而且以前家里没得自来水，爸妈冬天用井水洗菜手冻得通红；左邻右舍生活垃圾也都是乱丢，不像现在这样统一归类投放；出门就是干净整齐的街道，生活也更加便利了，很多家庭都购置了汽车，买东西比以前方便多了。”小黄说，他爸妈本来都是地地道道的菜农，靠着种菜、卖菜辛苦地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拆迁之后，父母便去附近的纸盒厂打工，直到前几年才没做了。

　　小黄告诉记者，原村子里像他父母一样的失地农民都购买了养老保险，政府给予了一定的补贴。“我妈妈几年前就开始领了，现在每个月能领一千多元，她现在就在家帮我带带孩子，跟附近阿姨跳跳广场舞，我的工作室一年也能赚个十来万。”小黄说虽然现在生活比以前在农村好很多，但他还是会偶尔怀念以前在农村小院里晒太阳的闲逸时光和那一片片绿油油的菜地。

　　小村子变大社区

　　居民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实际上政府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将县城范围向城南这边延伸了，因为以前的老县城范围太小，满足不了我县城市发展和进城人员增多的需要，县城向周边外延不断扩大是必然的，而保河村地势平坦，又跟县城自然衔接，有利于城市外延的扩张，自然就成了县城扩张的方向，而城市化的气息其实早已在潜移默化中逼近保河村了。”对于以前保河村和现在保河社区的情况没有人比田光明更熟悉了，从当初保河村六大队的生产队长到如今保河社区的党委书记，田光明见证了保河村从“前世”到“今生”的蜕变。

　　“以前的保河村只有16个合作社，3000多村民，跟一般村落的功能、性质差不多，随着县委县政府的规划，不断地征地、扩建，县体育中心、县疾控中心等多项政府性质的公共场所的修建，保河村已经打破了“村”的概念。2003年保河社区成立，目前为止常住居民就有4万多人，成为全县最大的一个社区。”田光明介绍，除了桂仙路有一小段老街没拆外，以前的老保河村都拆迁完了，90%的原村民都从自家的独家小院搬进了保河小区、滨江小区等安置小区内。

　　田光明告诉记者，为了让村里这群失地农民失地不失业、不失生活来源，政府除了对他们买养老保险进行补贴外，还在各个社区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培训，帮助他们学习各行业就业技能，从“农转非”轻松过度。据社区之前的统计，现在很多原来的村民都利用自家门面或者租房做起了小本生意，临街开起了米粉店、水果店、茶馆等，年轻一辈则选择去大城市发展，家庭平均收入也比以前高了很多；为了丰富居民的业余文化生活，保河社区还组建了一支上百人的老年文工团，经常组织居民参加各种文艺活动，而镇江寺和回民村的清真寺，这两座颇具汉族和回族特色的寺庙也被有关部门保护下来，成为了我们社区两大亮点。”田光明说，现在保河社区的范围远远大于原保河村的范围，也接纳了很多外来人口，但网格化的管理，也让他们的工作显得庞大却又井井有条，他相信保河村已经很好地完成了从农村到城市的蜕变，为全县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记者（王秋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