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公走了，文学社长在
　　黄少烽
　　乔公走了。阳春三月，百花盛开的时候，陈子昂文学社的创建人乔尔霞先生伴随着春天的脚步声悄悄地走了。2016年4月25日中午，我正在吃午饭，陈子昂文学社的副社长李竹梅打来电话说她那个微电影的事。下午4点左右，手机又响了，一看还是她打来的。我以为还是中午说的那件事，结果一听电话，却不是，只听她说了一句“乔公……”便停住了。我觉得没有听清楚，急着问：“乔公怎么了？”听完电话，我不禁大吃一惊：原来乔公已经走了，而且已经走了十多天了！我一时回不过神来，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春节过后我还和文学社的几个负责人去看过他，他的状态很好，大家都以为他活到90岁是没有问题的。怎么现在就走了呢！
　　乔公是在遂宁中医院去世的，我与他相识相交近三十年，竟连最后一程也没有送上，留给我的只有难忘的记忆。
　　乔公，你走的太快了，我还欠你一次聚会呢。以前我住在侨营大厦，距离你那个公安局宿舍很近，我便常常到你那儿喝茶聊天。那时家里没有安装电话，有时晚上你酒瘾发了，你就走到我住的楼下，扯起嗓子喊我下楼“小饮一杯”。后来我在沱牌大道买了房子，你很不以为然，说住那么远，以后要聚一下就难了。我说乔公，我那儿规划的是射洪最大的公园，我的楼下就是风景区。以后公园修好了，我请你去我那儿喝茶。你听了这话，脸上才露出了笑容……如今，楼下的紫云文化公园已在动工修建了，你却走了！
　　思绪飞驰，我从记忆的长河捧起朵朵浪花，寄托我对一个老朋友的哀思与怀念。几十年前，当我还在射洪中学求学的时候，就听说了乔尔霞这么一个名字。那时的他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一个曾经让射洪县城的小偷闻风丧胆的英俊而威武的警官。听说他参加过很多大案要案的侦破，而且表现突出，因而获得全国先进公安干警的殊荣，在北京受到过公安部长罗瑞卿的接见。知道他除习武之外还爱好文学，则是我从教育部门调到文化部门之后。听说我在负责文艺创作，他便找上门来，在我的办公室聊天，谈文学，谈社会新闻，也谈他亲历的案子。再后来，就把他写的一些东西拿给我看，请我“指正”，由此我才知道，他那双不知擒拿过多少小偷的双手提起笔同样有力，他以其丰富的阅历和对文学的痴迷与他人合作写出不少反映公安工作的通讯报道和法制纪实文学作品，通过对那些扑朔迷离的案情的描述，展示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有的文字经过我的加工与改写后，在报刊发表了。由因这层关系，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1990年12月的一天，任元钊打来电话，要我到乔公那里去一下，说他们正在商量成立一个文学社团的事。当我走进乔公在公安局那简陋的宿舍时，任元钊和魏源水已在那儿了。四人商量的结果，决定成立一个文学社。乔公的内助李大姐煮了几个咸鸭蛋，大家就一边喝酒一边讨论章程和班子什么的。于是，一个以射洪诗人的名字命名的组织酝酿成熟了，这就是成立于1990年12月23日的陈子昂文学社。乔公被推举为社长，魏源水和任元钊，还有当时不在场的写小说的何义斌、写寓言的教师田益民任副社长。我则被聘为首批顾问。若干年后，这个班子又增加了文学的后起之秀董泽永、李林昌、黄绍桂和曹家万……
　　文学社一经成立，就开始了步履蹒跚的前行。在此后的风雨岁月中，他们不知爬过了多少山，蹚过了多少河。虽然，由于文学的边缘化，他们有过不知路在何方的困惑；虽然，由于经费拮据，他们有过无钱办报办刊的尴尬；虽然，由于部分成员因“志不同，道不合”而另谋高就，他们有过前途渺茫的忧虑，但他们还是磕磕绊绊地走过来了。
　　当他们回首20多年的风雨岁月，回眸20多年的艰难脚步时，不由得激情荡漾，深深感怀。曾经，他们在一个阳春三月齐聚仁和丝厂，白天聆听北京来的学者张大明和市县作家讲课，晚上在厂区的露天大坝里和工人们一道联欢，在悠扬悦耳的音乐声中，社员们和丝厂的工人们一道翩翩起舞；曾经，他们兴高采烈地走进射洪棉纺厂的车间，在震耳的机器声中观看女工们用灵巧的双手接着线头，观看雪白的棉花在她们的劳作下变成了细纱，又将细纱织成了洁白的布……参观结束后，他们回到会议室听作家讲小说，听诗人讲诗，听县委报道组的人讲新闻写作；曾经，有多少个中秋之夜，他们在银色的月光下聚会，一边赏月，一边畅谈创作，畅想未来；曾经，他们在太和公园，在古读书台，在高峰山或其它风景秀丽的地方，和一些他们仰慕的名家在一起座谈，交流心得。这当中，自然有射洪人十分熟悉的北京的学者张大明，台湾的作家黄辉，北京来的歌词作家王健，绵阳的作家吴因易，成都的作家文甫等。在这些卓尔不群的老师们的教导与启发下，他们的眼界更开阔，思维更活跃，认识更深刻，作品更成熟……
　　在天仙镇，他们和当地干部一道讨论文学社副社长何义斌的小说集《川妹子闯海》；在县城，他们和应邀前来的各界人士一道讨论理事贾克诚的专著《长寿揭秘》，讨论理事赵瑾的散文集《老树新花》；在国土大厦的会议厅，诗人陈子昂诞生1350周年的日子里，他们齐聚一堂，深切缅怀先贤的丰功伟绩和多舛人生，声情并茂地朗诵由他们自己创作的《五月缅怀》和另一位当代诗人写的《千年之约》；在文升乡，他们“走进新农村”，参观那儿的特色水产养殖基地和特色种植基地，聆听党委书记的介绍。他们为新农村的巨大变化而激动不已。于是，创作灵感纷至沓来，一个个文思泉涌，一批贴近生活、讴歌新农村的诗文由此产生……
　　这些，都是值得回味与怀念的啊！
　　当文学社走完20个年头，乔公已两鬓染霜、不再英姿勃发，其他几位当年风华正茂的发起人也皱纹爬额，即将退休时，乔公审时度势，明智地辞去了社长的职务。经他的推荐和全体社员的无记名投票选举，创作势头正旺的省作协会员董泽永担任了社长的职务。后任社长董泽永和副社长黄绍桂、罗明金、李竹梅、吴永胜、任郁及文学社的全体成员们，是一个思维活跃、观念很新、锐意进取的团队，是一批在文学这块净土孜孜不倦的耕耘者。正是他们，加上陈子昂诗社、校园文学社等兄弟社团的同仁的共同努力，造就了射洪文学的繁荣。短篇小说、散文、诗歌、评论、故事在全国一些有影响的报刊如《人民文学》、《当代》、《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四川日报》、《故事会》、《今古传奇》、《文学研究参考》等崭露头角。小说集、诗集、散文集一本一本地出版。《陈子昂文学社作品选》便是其中突出的一本。这种情况被一些媒体称为“巴蜀文坛的‘射洪文学现象’”。《四川日报》曾于1996年6月刊出该报记者的文章《子昂故里奏响黄钟大吕，射洪县文艺创作形势喜人》；同年10月，《中国文化报》也不吝版面，刊出文章《子昂故里翰墨香，文艺创作结硕果》。两报均如数家珍般地介绍了射洪文艺创作的人才与成果。
　　聊以自慰的是，乔公虽然走了，他创建的文学社依然长在。现任社长董泽永和几位副社长及文学社的全体成员们，依然苦苦地耕耘着这方净土，依然守望着这片精神家园。“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可以断言，在今后的创作中，他们一定会不辜负时代的召唤，不辜负人民的期待，不断有所创造，有所创新，不断推出更多的精品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