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文学园丁
　　       李竹梅

　　2014年9月26日，我们县几个文艺社团发起，召开了“黄少烽文学创作50年座谈会” ，我很想发个言，但省、市、县来的领导和嘉宾很多，发言轮不上我，我只好写了一首诗《致文学园丁黄少烽 》来表达我的心情。
　　早在学生时代，我就特别喜欢作文，尽管算不上特别好。但从未想过文章可以发表，即便想发表，也苦于找不到发表途径，而且觉得那是一条天路，可望不可及。80年代中期，我开始组织学生向少儿刊物投稿，自己偶尔也写点小作品。90年代后期，参与《校园文学》的一些工作，才正式开始写稿。不久又与陈子昂文学社结缘。由于黄少烽老师在校园文学社和陈子昂文学社都担任了顾问，我自然就认识他了。刚开始的时候，我主要是为《陈子昂文艺报》写一些通讯稿，很少写文学作品。但就这些通讯稿，大多数都要经过黄老师过目修改。久而久之，我甚至养成了一种依赖，不经过黄老师修改或指点的作品，我就没有勇气发出去。得知黄老师从1975年就开始文学创作辅导工作，我万分遗憾，恨相见晚了20多年，让我浪费了好多年黄金时光。
　　从我认识黄少烽老师的近20年来，我的那些已发表和未发表的作品耗费了他多少时间和精力，实在很难得说清楚，也不是这篇小文章能够说清楚的，仅以最近的一篇稿件为例，足以说明他对一个业余作者所花费的心血。
　　今年五月，《川中文学》执行主编张茕向我约稿，写一篇以包天阳为题材的报告文学，要求11000字。因为我出版过同一题材的一本书《为了母亲》，所以开始我自认为这个题材对我来说那是轻车熟路，便满有信心地答应下来，题目定名为《孝道如山》，并且很快就写好了。考虑到这是约稿，不敢马虎，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所以写好后为慎重起见，发给黄老师，请他指点。他认真看过之后，写出了800多字的修改意见并通过QQ邮箱发给我。我把他的意见反复看了十多遍，然后对照张茕编辑的修改建议，把原作推翻重写。
　　对于一个急需提高的业余作者，我特别感动的是黄老师的指导方法。他年轻时做过教师，所以对作者的指导很讲究方法，授之以渔。正如老师面对每一个学生一样，再差的学生也要从他身上找出优点，而不是一棍子打死。他善于以鼓励的方式，循循善诱，指出作品的不足。而指出不足也不是直截了当说那是缺点，而是注重策略，说了好的方面后，然后话锋一转：“不过从更高的要求来看，我还是觉得……”接下来便是条分缕析地从大的方向把存在的问题列举出来，比如人物的描写、作品的深度、语言的锤炼、文章的结构等，让你慢慢去体会，去消化。在消化过程中，我感觉到，这其实就是一堂结合实践，并且可以广泛运用到写作中的文学理论辅导课，这种不是泛泛而谈，而是结合实际的理论在书本上是学不到的，是花学费也听不到的。
　　我考虑到找黄老师辅导的其他作者也很多，他自己还要不断创作出新的作品，还要料理家务，是相当忙的，所以稿子改好后我就直接发给张茕编辑了。但这事黄老师始终挂在心上，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发来一个邮件，询问稿子通过没有。在这个近600字的邮件里，黄老师举了两个在全国获奖的报告文学例子，说明适当展示主人公所生活的社会环境有助于加强作品的深度。
　　报告文学《孝道如山》的创作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学习写作的过程，也是黄老师付出心血的过程。最近，由遂宁市精神文明办组织创作的报告文学集《遂宁榜样》一书（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已经问世，《孝道如山》一文更名为《包天阳：孝道如山好男儿》编入书中。
　　老实说，对于黄少烽这样一位给过我很多帮助的导师（我觉得这样定位更为合理），我却永远也找不到感恩的机会。因为他像一头老黄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只有付出，不图回报。有时我借家宴或者生日宴的机会请他吃顿饭，他也一定会想方设法还我一顿餐，比如以得了稿费的名义请文友聚会这种方式。每当对他说句感谢的话，他总是说：那是我的职能职责，应该做的啊，创办主任是干什么的？不就是抓创作的吗？他还多次在文人聚会的场合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如果帮助哪位修改的作品发表了，请大家记着我的‘三不’原则：一不搭名，二不收礼，三不分稿费或者奖金。至于吃饭，如果不是单独请我一个人，可以考虑。”
　　本来黄老师已经是一个退休干部了，是一个没有辅导义务可以颐养天年的人了，但射洪的作者们好像忘记了这一点，都爱找他。他也乐此不疲，直到现在还担任着射洪6个文艺社团的顾问或者名誉会长，大家也经常看见他在陈子昂文学社、校园文学社、诗词楹联学会以及目连文化研究会等这些社团讲创作。他辅导我姐姐修改剧本《螺仙传奇》，为其提出修改意见我已记不清有多少次了，一万五千字的剧本啊，就是看一遍都要花多少时间，而他每次都要认真看，看了还要写出意见来。最近我听说，他花费很多精力为王明春、李德海、何云清等作者指导修改作品都在市内的报刊发表了，有的还在征文中获了奖。我常常想，他做这些额外工作已经没有任何奖金报酬，也不计入他的工作业绩，他却依然如在岗一样，认认真真地把这些事视为自己的职能职责，视为分内之事，这是为了啥？我不理解。
　　直到我读到他的一篇即将在《四川文学》刊出的文章，才似乎明白了一点什么。黄老师的这篇题为《难忘四十年前的那些事》（在《四川文学》第10期发表）的文章，《四川文学》的副主编卓慧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这篇回忆文章写得情真意切，写出了我刊前辈对作者的扶持精神，值得我辈学习。” 黄老师在文章中回顾了40年前他的小说处女作《粮站新兵》在《四川文学》发表的曲折经历，写编辑们顶住“左”的压力，为发表这篇小说不遗余力地争取，最终使小说刊出。由于小说的发表，从而改变了他的命运，使他走上了群众文艺创作的辅导工作岗位。文章又以他的另一篇小说《山花红艳艳》的修改过程，写出了《四川文学》的老前辈们那种呕心沥血，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他应编辑老师的邀请到成都去学习并修改这篇稿子长达20多天，和《四川文学》的编辑老师有了密切的接触，亲身感受到文学前辈的敬业与“为人作嫁终不悔”的奉献精神，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从前辈老师那里学到的不仅仅是如何写作，更重要的是如何做人，如何为其他业余作者服好务。”他感恩《四川文学》对他的培养，所以将他们的那种精神带到他的工作中，做好自己的创作辅导工作。
　　我想，正因为黄少烽老师这样不计得失、甘为人梯、任劳任怨、认真负责地辅导业余作者，才有了射洪的文学殿堂才人才辈出、文学新人不断涌现、文艺百花园欣欣向荣繁花似锦的可喜局面。我有幸成为这百花园中一朵刚刚开放的小花，也是黄老师十几年来精心辅导的结果。所以，我写下这篇小文章感恩黄老师这位文学园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