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5日，经实施四川历史名0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确定陈子昂等10位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

　　陈子昂入选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其简介专家们是这样介绍的：“唐代著名文学家、诗人、诗歌理论家，初唐诗文革新人物之一。”显然，此番简介真是太过精简，甚至有些“吝啬”：陈子昂既然只是初唐诗文革新人物“之一”，为什么能从灿若星辰的巴蜀英杰中卓然胜出呢?

　　东汉末年建安时期(公元196——220年)，“三曹”

　　(曹操、曹丕、曹植)、“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为代表的文学家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采用五言形式，用风骨遒劲的笔力，真实地反映战乱现实和人民的苦难，抒发建功立业的理想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性特征，其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文学史上称为“建安风骨”。公元220年，因曹丕取代汉献帝建立曹魏政权，故又称“汉魏风骨”。

　　南北朝宋齐梁陈(公元420—589年)至隋朝、初唐，中国诗歌感怀时事、慷慨激昂的建安文风衰颓，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盛行。宋、齐“永明体”沉醉于辞藻、声律、用典，“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梁时，简文帝直接主张“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满朝充斥以“以淫放为本”的“宫体诗”;至陈朝，更是堕落于淫君狎客主宰文坛，诗风卑俗不堪。这一时期，虽然不乏陶渊明、谢灵运、刘勰、钟嵘等优秀诗人，诗歌的艺术形式也取得了一定进步，但陈陈相因的题材、空洞无物的内容、庸俗低级的情调，严重束缚了诗人的创造力，窒息了诗歌的生命，使诗歌走上了歧途。至隋代、初唐，隋文帝革除文弊，唐太宗反对“淫放”，魏征总结淫糜文风是六朝亡国之祸，“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更是大胆向齐梁余风宣战，王勃批判淫丽之风败坏了“天下之文”，痛斥其酿成了“中国衰”、“江东乱”……至陈子昂时代，反淫靡、倡革新的呼声，汇聚成为时代潮流。但是，魏征、王勃等没有认清内容空乏、文风淫艳的根本原因是诗人脱离现实，批判既未切中要害，也不彻底，他们的创作也未摆脱旧习。因此，风起云涌的反对浪潮没能撼动固疾，以至隋文帝开皇年间，依然是“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唐高宗时期，上官仪把持诗坛，“绮错婉媚”的“上官体”风靡一时，诗歌完全沦落成为宫廷文人卖弄风雅的消费品、帮贤文人邀宠取荣的工具。这一现状与初唐国力上升、欣欣向荣的新气象严重脱节，也与力量壮大、渴望建功立业的新生知识分子产生了严重冲突，彻底的诗歌革新势在必行。

　　陈子昂，在波涛汹湧的时代大潮中，力举大旗，以一篇仅170余字的雄文《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简称《修竹篇序》)，敲响了初唐诗歌革新的洪钟大吕。“文章道弊五百年矣!”，一开篇，陈子昂即以革命者的气魄与胆识，对西晋以来，犹其宋齐梁陈时期的文风予以当头猛喝，坚决否定!“仆尝暇时观齐、粱间诗，采丽竟繁，而兴寄都绝。”，陈子昂单刀直入，猛戮初唐文坛脱离现实、缺少真情、丧失进取精神的顽症。这一批判，直指核心，从理论的高度超越前人及同代“四杰”的认识，在根本上揭开了形式主义泛滥的沉疴。在《修竹篇序》中，陈子昂不仅提出了“风骨”、“兴寄”的革新主张，更进一步明确了“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炼，有金石声”的革新目标;还披沙拣金，有弃有扬，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诗歌革新要继承从《诗经》到“汉魏风骨”、“正始之音”的优良传统。陈子昂的诗歌革新，不是简单的摧毁、空洞的说教，有坚实的理论依据、有翔实的建设模式，还有具体的创作实践。陈子昂一生诗127首，代表作有《感遇三十八》、《登幽州台歌》、《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登泽州城北楼宴》、《度荆门望楚》、《晚次乐乡县》等，盛唐诗人张九龄、李白、杜甫、白居易深受影响。在散文革新上，《修竹篇序》内容是体现诗歌革新的，但其文体形式本身就是一篇摆脱了传统韵文形式、体现革新精神，充满“风骨”、内容“刚健”、有“金石”声的精悍散文;还有谏文《谏灵驾入京书》、《谏雅州讨生羌书》、《谏政理书》、《答制问事八条》等。韩愈、柳宗元等散文大家正是受陈子昂影响，发起散文复古运动，诞生了古代散文最高成就的“唐宋八大家”。陈子昂以诗歌为主的诗文革新，以鲜明的主张、具体的目标、刚健的作品，在风起云涌的初唐诗坛，旗帜鲜明，毕其功于一役，为盛唐诗歌崛起成为中国诗歌史上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立下了开山奠基之功!

　　“风骨嶙峋，文坛雄杰!”，著名词赋家、文学评论家、西南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何开四先生，对陈子昂在初唐诗文革新上的巨大成就和对后世产生的重大影响，毫不吝啬地给出了崇高评价。